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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生的博客

长江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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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周春生,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1966年出生于江苏省江宁县。历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Riverside)及香港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副教授、荣誉教授,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委员(副局级),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助理。现为长江商学院金融教授,EMBA与高层教育学术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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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网易访谈实录  

2009-09-27 09:26: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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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既监管保险机构又监管证券机构,还能监管对冲基金。

网易财经:各位网友,欢迎回到直播间,这里是网易财经G20特别报道,我们将进入到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金融监管。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长江商学院的教授,曾经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周春生老师,周老师您好。

周春生:您好,网友好。

       网易财经:希望周老师待会儿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美国监管的一些最新信息。旁边这位是来自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研究员易宪容老师,易老师您好。

易宪容:网友晚上好。

网易财经:今天进入到了最后一个话题,金融监管,这个话题是大家一直关注的,我们看到在最新的草案上公布,G20将会在2012年出台措施,对银行采取更为严厉的管制,同时也表示将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也是美国一直以来对G20的诉求。想请两位老师来谈一下,目前全球金融监管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要做一些什么?

周春生:全球监管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广受关注,因为大家意识到了金融危机不单单是金融体系自身的事情,它会影响到实体经济,而且会对全球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个人的感觉是,金融监管谈了很多,但由于实体经济的快速复苏,采取的具体可操作步骤并没有达到原来我们预期的目标,实际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包括说华尔街很多人又故态复萌,无论是薪酬还是整个治理结构,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观。

但对这个问题,我觉得金融危机至少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从一般的社会大众到公众人物,再到政要,普遍对这个问题都有关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在金融监管方面确确实实也会取得一些可操作性的实质进展,而不单单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呼吁,因为呼吁在利益面前显得是苍白的。

网易财经:大家也对如何金融监管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想问易老师,您觉得目前金融监管的状态如何?

易宪容:经过我自己一年来的研究发现,(引发)这次次贷危机的原因尽管很多,金融监管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奥巴马上台后对于如何改进整个金融体系、加强监管,早前出的《金融白皮书》就有85页,其中有几个重要内容:

       第一,就如何控制和防止系统性风险,美联储的权力要扩大。

第二,如何控制过去一些没有能够被监管到的机构,比如对冲基金等。

第三,如何保护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

第四,通过金融监管,如何实现国际协调。

对于这些问题,我自己今年也曾经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现在金融监管最核心的就是面临三大理论问题,这次系统性风险的出现,不仅仅是提高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能解决的),不可能通过控制个体状况就可以控制整个问题,而是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就雷曼本身的财务状况来讲,其实并不太差,关键的问题是它的交易对手不愿意跟它交易了,整个市场面临了问题,雷曼就倒闭了,也就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突然爆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就是现在我们对于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现在说来有三种模式,一是中国的模式,还有一个是美国的模式,再就是双重模式,欧洲、英国都采取这样的模式,到底什么样的模式,目前还是不确定的,各个国家要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分析。

金融监管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整个金融体系陷入了一种反复,比如现在我们强调金融创新,对于金融理论的基础都要重新反思,最近我通过思考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一个问题致使整个金融体系坍塌,其实九十年代很多金融产品设计的前提条件就是不对的,可能它设计的就是很短的时间,通过一系列模型(演变)下去,会牵涉到很多产业,本来是一级二级,可能最后发展到了四级五级,和整个基础差得很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基本理论都要进行反思,反思它面临的问题在哪里,所以现在我在反思,中国的金融创新到底如何走,现在美国的金融产品是结构性的金融产品,这些都是监管出问题的地方。

       还有很多问题,比如投资者的保护,还有系统性的问题,这些都要进行很好的研究。

网易财经:这些话题都要待会儿展开慢慢讨论,刚才易老师谈了他的观点,对于他的观点您认同吗?

周春生:大部分还是认同的,就金融创新的问题来说,我觉得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但又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金融创新之所以叫“创新”,当然是新的东西,对新的东西当然就会缺乏足够的了解。中国有一句话“计划不如变化快”,如果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过于严苛,也会扼杀创新的动力和活力,金融创新本身是一个很中心的东西,创新可能会对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系带来好处,否则我们就不需要创新,但因为金融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它永远和风险、收益打交道,所以金融创新的新产品也确实可能带来风险,在这里我倒是同意易老师的意见,其实美国在创立很多新金融产品时并没有足够的研究和足够的数据来了解这些产品,特别是高度复杂的产品风险究竟有多大,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依赖的数据总是有限的,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对于新产品范围的使用,特别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推广方面要有必须严格的控制。

就像这次中国推出创业板,当然这种做法是不是最佳本身也值得商榷,但它向投资者提示的风险,而且要求投资者具备经验,当然也有一种观点,应该由投资者自己承担风险,我们不应该限制哪些投资者可以进入、哪些投资者不可以进入,而是更多告诉他风险在哪儿。当然,要告诉投资者风险在哪儿,作为一个金融学家,我自己都很难告诉你中国创业板的风险有多大,因为还没有推出。从逻辑上来讲永远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创业板的经验,当然你可以说纳斯达克是创业板,香港也有创业板,但纳斯达克的创业板和中国的创业板根本不是一回事,纳斯达克有英特尔、有微软这些最优秀的企业,而中国的创业板在起步阶段都是一些股本很小、盈利能力才一两千万的公司,美国纳斯达克的创业板有一些公司在上市之时就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了。这两者不一样,所以也不能把美国的经验完全搬到中国来,对于投资者来说风险有多大呢?我们只能教育投资者,同时要防范中介机构的风险,监管更多还是在机构,对于参与者、投资者更多是教育,而不是限制,对机构怎样监管,现在大家议论了很多,比如限薪等。

网易财经:这是法国萨科奇的诉求。

周春生:在欧洲人看来,他们比较支持限薪的诉求,但限薪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而且限薪有没有反复作用?比如金融在管理当中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领域,需要一批很优秀的人才,如果过于限薪,会不会导致华尔街所宣称的人才流失,其实对于这方面,各个国家显然没有给予太多分析,但有一点,大家对此显然是有意识的,所以法国人、德国人在呼吁限薪时要求美国人必须配合。

网易财经:因为人才会流动。

周春生:因为法国、德国限制了,更优秀的人才肯定跑到华尔街去了。科技人员也一样,如果中国软件行业人员的工资和扫垃圾人员的工资只相差两倍,那中国肯定搞不出好的软件产业,对此大家也要有共识,金融监管的相关政策必须由全世界的主要国家配合、协调,这些看法中有些看法是成熟的,但也有很多看法其实还处在讨论阶段,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觉得G20公报可能拿不出具体(方案),比如限薪到什么程度等诸如此类的可以作为操作指南(的方案),这次达不到。

网易财经:具体没有提出限薪上限是多少,但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银行业的薪酬制度将与企业的长期价值相挂钩,而不是以高风险投资作为依据,对于这句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周春生:从理论上这句话很容易理解,因为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一般企业,从理论上来讲,金融机构也是企业,美联储当然是商业性的金融机构,所有企业,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追求的目标都应该是追求价值,而不是短期收益。我们都知道国外很多高科技企业,比如硅谷的企业英特尔,拿出很多的资金来做MID,其实就是为了追求长期价值而不是短期利润,因为MID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利润,我觉得这是西方普遍接受的观念,企业的根本目标在于创造更多的价值,价值最大化。

价值是什么概念?价值是企业长期创造利润、创造现金流的来历。这次从监管的角度来看,领袖人物也在呼吁,华尔街也好、其它国家的金融机构也好,希望他们更多注重于自己金融机构长期的盈利、长期的发展、长期创造现金流的能力,为金融机构的投资者和股东们带来长期的回报,所以这是我们提倡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因为价值牵涉到一个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这种经营手段到底创造了多大的价值,很难在短期内衡量,上市公司很多都是看股价,但大家知道股价有泡沫,可能会偏离基本面,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号召很容易……

       网易财经:关键是怎么落实。

周春生:对,关键是怎么落实,华尔街怎样才能更好地把高管的薪酬和价值结合起来,以前美国有没有做过把薪酬和价值结合在一起?其实美国做过很多尝试,现在很多著名的公司,包括网易这样的高技术公司,可能会采取对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期权、股权激励,其实就是提升价值创造的激励手段,但从九十年代的网络泡沫、高科技泡沫来看,期权激励也会导致一些短期行为,安然和世界通信就是很典型的案例,易老师很熟悉,期权激励本身是为了创造价值,是一个激励制度,但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它也会导致短期行为,所以监管和激励是金融机构稳定和企业发展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还是处在一个探索阶段,我们还没能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给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

易宪容:补充周教授的一点,其实金融行业和其他行业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差别,金融行业整个运作过程体现了公共性的现象,什么是“公共性”呢?它的行为不仅仅会产生很大的外部作用,因为它的公共性,产权界定是弄不清楚的,公共性到底在哪里,相当不容易界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出了对于金融企业高管薪酬的限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角度,金融企业作为一个公共性企业,他们的行为不仅仅要对企业负责,还要对整个金融系统负责,金融作为一个稳定性、公共性的产品,就要让这个过程中的多数人承担责任,这样对于他们的工资限定就有了理论依据,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要很好地思考。

因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很好的平衡,一方面要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让整个金融市场快速发展,让它对于经济外部的效应正的方面多、负的方面少,另外也要让金融机构的管理层有动力推动金融势头的发展,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网易财经:这个平衡点怎么找,我想也是大家非常头疼的,要不然也不会讨论这么久还没有讨论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但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方案是肯定确定了,要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中国我们是非常熟悉了,在欧洲国家,在美国,这样一个要求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周春生:因为资本充足率对于银行,特别是商业银行来讲是一个很熟悉的话题,因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且巴塞尔协议在一次、二次修改过程中对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高,对于风险指标也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实际上我们提高资本充足率,我相信是指提高相关监管上的标准,就是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它的重要性在于防范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增强单个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因为我曾在美联储工作,金融的个别风险就如同刚才易老师所讲的,因为它有一个外部性,可以转变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最后酿成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因为金融机构相互之间存在着巨额的资金往来,投资与被投资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金融机构相关之间、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之间以及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导致大型金融机构一旦发生重大风险,就可能酿成整个金融体系甚至经济体系的灾祸,这也是美国政府看到花旗这样大的金融机构可能出现重大灾难甚至走向破产的原因,美国眼睁睁看着雷曼倒闭了,但美国还不能眼睁睁看着花旗倒闭,因为雷曼是一个投资银行,至少它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花旗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有点像中国的……

网易财经:地方银行?

周春生:像中国的一家证券公司,我就不说哪家证券公司了,是不能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相比的。但如果资本充足率放在中国,能够防止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自身出现重大财务方面的问题,出现自有资金不足、资本金不足甚至是资不抵债的情况,因为金融可能会带来风险。

易宪容: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知道你过去注意到没有,在巴塞尔协议之后,特别是美国,形成了一个如何突破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表外创新业务,金融套利,形成了一个新的影子银行,突破了这个障碍……

周春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易宪容:资本充足率对于传统的金融体系,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控制风险的工具。但对于美国的金融体系来讲,他们一直在突破这个东西,因为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太发达了,如果出了一个监管工具,他们马上就能把这些业务放到表外去。

周春生:这体现了资本的逐利性。其实金融创新有相当一部分的业务是为了逃避监管、减少税收,这是金融创新的动力,但要想从根本上抑制这种动力其实是很难的,毕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发展的都是市场经济,市场本身就有逐利行为,市场配置资源有积极的一面,但就像伟大领袖毛主席讲的,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它有逐利性,就有逃避监管的动机。对于监管来说,永远都是发现了你有这个动机再去进行完善和修补,但我们永远是跟在后面的,当你发现填补上原来的漏洞以后,马上机构又会找到新的软肋,给金融监管体系创造新的漏洞,因为这是华尔街金融创新的动力之一,很难做明确规定说哪一类金融创新是不允许的,因为所有的金融创新都会有一件漂亮的外衣,而且刚刚提出时,监管机构也很难有这种洞察力,一眼看出这个金融产品会怎么样。

现在金融变得越来越复杂,华尔街有大量专业人士,监管机构当然也可以聘请大量的专业人士,但毕竟人家是设计者,监管机构不可能像外面的人一样花一样的时间来研究来应对。

网易财经:这就是我们说的,魔高一尺,但未必道高一丈。现在各国提出在反思金融监管时都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机构,美国就呼吁要设立一个由金融监管机构组成的监管委员会,原来叫“超级委员会”,欧盟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欧盟金融监管委员会和欧盟金融监管系统,像这些越来越多的监管组织,真的能够起到监管作用吗?

易宪容:为什么他们会对于建设金融架构感兴趣,就是为了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但这个架构是否能达到目标是不确定的,前面我们讨论了很多,任何一个监管制度永远是后行的,我们设计的金融监管制度永远都是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和超前的机构,所以并不在于设置多少金融监管机构的问题,当然这些金融监管机构出来对于控制风险可能会起到一些好的作用,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有一个比较好的跟踪机制,当出现苗头之后能有一个预警机制逐渐修订制度、调整现有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会好一点。

但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奥巴马上台后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确实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督促,甚至了很多框架,但现在国会还没有通过,甚至都还没有进行激烈的讨论,因为这样一个制度出台后会涉及到华尔街一些人的利益,华尔街在国会肯定有它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推行这个制度就会面临一些问题,面临很多重大的挑战。

 

周春生:补充一下易老师说的,就我的理解,为什么要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就现在很多国家来说,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对应不同的监管机构,比如在中国,证券市场有证监会,商业银行有银监会,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保险机构有保监会,这里面存在一些非常重大的监管协调的问题,比如保险机构一定会涉足资本市场,那么谁来负责监管?

网易财经:业务交叉怎么办。

周春生:当然,我相信是个中国人都了解,应该是保监会监管的,但保险机构获得大量资金,他们在使用保费时一定要去做投资,使投保人获得回报,因为很多保险机构都是要具有投资功能的,他们不可能把钱全部投在商业银行,他们去投资时钱就要受到资本市场的监管,要信息披露、准入……当然,现在我们采取的做法是分业监管,但各个监管机构相互协调,现在大家的看法是,不同部门的协调比同一个部门的协调要困难。

网易财经:效率也要更低一些。

周春生:我想大多数人越来越多地感觉到,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既监管保险机构又监管证券机构,还能监管刚才易老师提到过的对冲基金,这样可能更有利于建立一个协调、统一的监管标准,这次G20峰会提得比较多的一个词也是协调,包括各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协调,各个国家金融监管方面的协调,当然现在国内可能也需要监管政策、监管机构方面的协调。但是,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金融监管毕竟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事情,刚才易老师讲到的一点很好,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因为金融机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特殊的企业,我们很少说要去监管服装厂,当然,对食品我们要监管,因为它牵涉到大众的健康;对金融我们要监管,因为它牵涉到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牵涉到投资者的利益。

对于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G20峰会上各个参与国提出了很多方案,出发点都是好的,可以理解,我也赞成,比如对于华尔街高管的薪水不能没有节制,不能过多看短期回报提取短期利益,短期创造了回报,也许事后埋下了很大风险,但先把奖金给你,只要我把这事儿完成,先把奖金拿到口袋里,以后雷曼倒闭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但要真正落实,现在各个国家并没有提出特别令人信服的可以操作的方法。

网易财经:两位老师来提一提,有没有可以操作的方案?我们也来出谋划策一下。

易宪容:我提出的具体操作方案肯定比周老师差多了,我只做理论上的研究,现在我们还是关心几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刚才前面讲到的,第一,如何保证经济体系的稳定,因为金融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第二,要保护投资者,因为在市场上,投资者永远是弱势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法律和制度,他们往往会更容易比别人受到侵害。第三,对比金融业来讲,我们要好好反思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基础和假定条件,现代金融学的很多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些假定条件上的,这些假定条件和现实生活到底相距多远?大家知道,经济这个问题和物理等学科是不一样的,在实验室里就可以重复复制,但在经济学中,人的行为是不会重复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金融制度的确立来说,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支撑点,这也是我今年一次次研究的内容。

网易财经:我们来听听周老师的方案,理论如何联系实际?

周春生:我觉得易老师说得很好,经济的现象、金融的现象复杂就复杂在于它太受人的行为影响了,西方经济学假设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如果人的行为是理性的,那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完善的诉求模型,也可以得出结果;但如果人的理性只有一种,不理性却千差万别,而且同一个人处在不同的环境下又会有不同的不理性的表现,我们假设华尔街大部分的管理人员在对待自己的利益上是理性的,实际上华尔街的高管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对于东家可能造成的风险,从金融定义上来说,这些风险可能意味着超常的收益,也可能意味着超常的损失,具有不确定性,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他们认为这一点跟他关系不大,因为我只是一个雇员,我在这里工作的年限是有限的,今年我拿到了奖金,现在我在摩根史丹利,只要我今年的业绩好,我就可以在摩根史丹利拿到奖金,明年再跳到高盛,明年风险也不一定会爆发,而三年以后的风险和我没有任何关联,我以前做的事情既不违法,更不是犯罪。

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讲,我们要想改变这种情况,法国总统提出(高管限薪)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华尔街逐利的行为,甚至以长期牺牲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追逐个人奖金的行为,肯定要加以惩罚,但简单的限薪未必是好做法,因为国内好象也做过,只要你是银行行长,(年薪)最多只是200万,就发到顶,反正就是200万,这是符合规定的,干得好的200万,干得不好的也是200万,激励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靠短期的投资回报决定华尔街高管的薪酬,就有可能导致刚才说的弊端,其实华尔街也曾经做过尝试,比如业绩考核能否和风险挂起钩?其实这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怎样衡量交易和金融产品在未来可能爆发的风险,在国外就有一个“风险修正收益”,如果能在技术上完善,我倒更愿意沿着这个思路强化对于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行为的监管,因为现在企业的经理制度里大家经常讲“KPI(关键业绩指标)”,我们的监管机构应该坐下来和金融机构高管沟通、做更多研究,寻找更合理的适合于金融机构(的监管)。

刚才易老师讲到了,金融机构具有双重性,第二,金融机构的股东更多关心的肯定是利益,而监管机构关心的是安全。我想监管机构关心的安全和股东关心的安全还不一样,因为监管机构关心的是你会不会威胁到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的安全,股东们最关心的我能不能挣到更多钱,这有点像药监部门关心这个药吃了会不会让人有副作用,而药厂股东关心这个药能不能卖出去,能不能赚到大钱。从各自的角度来看,股东希望的激励、从业人员希望的激励和监管机构希望的激励三者之间肯定是有差异的,怎样把它们协调到一起,更多应该从动机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简单给一个数量指标,比如最多50万美元,我觉得这个数量指标有过于简单化之嫌,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也许80万是合理的,也许30万也能让华尔街无话可说,更多还是要研究怎么找到合理的适合于金融机构股东回报需求、从业人员预期,同时又满足监管需要的KPI。

网易财经:希望在2012年时草案规定时间点上交出一份满意的答案,时间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还是想请两位来谈一谈,虽然我们今天谈的是全球金融监管,映射到中国,我们可以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易宪容:对于中国来讲,因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差几个数量级,我们现在是以银行为主导,可以说我们的银行业,从2001年进入WTO开始到2003年,我们的银行业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整个银行监管体系逐渐完善,但现在也面临着比较大的问题,比如刚才周老师讲到的激励机制问题,为什么今年信贷增长这么快,面临比较大的风险,今年上半年国家银行对于信贷政策突然进行了调整,由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和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仅仅管价格,而且还管数量,货币政策调整以后,数量上就放开了,银行为了加速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扩张市场规模,就会采取一些强化个人收益的激励机制,比如很多银行贷款一亿出去就能得到100万的奖金,这样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突破你的管制,今年上半年的信贷一下就到了8.15万亿,到11月份是9万亿,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2006年、2007年是信贷增长最快的两年,那时候一年只有3.6万亿,这十个月就是三倍多啊。

现在银监会针对这件事情,第一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扩张市场规模,但不能超越银监会和央行的信贷管理规则,如果超过了就要对人员进行处罚,所以目前我们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如何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保证银行体系的监管在现有规则下进行,只要我们的银行体系在巴塞尔协议之下,就不会面临太大的威胁,我们的金融市场也不是太发达。现在我们的股市也面临很多问题,但还是比过去好很多,无论是媒体还是其他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监管机构都会进行一些稽察,但大家知道,我们的股市和欧美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仍然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它的信用担保还建立在以政府担保的基础上,这样就为股市监管带来了风险,如果说股市上的问题,还是要从新的概念上做调整,通过这些调整来改变我们的一些制度规则。

网易财经:周老师,从其他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吧,您觉得中国还能吸取什么经验?

周春生:我讲四点,每点一句话:

第一个吸取到的经验教训就是,金融监管的协调非常重要,中国目前采取分业监管的制度,各个监管机构之间有一个政策上的协调,这对于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这次从次贷危机再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不只是发生在商业银行,同样发生在投资银行、发生在对冲基金,所以第一点,协调很重要。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应当鼓励适当的金融创新,不能因为次贷危机就对金融创新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但我们必须严格限制不必要的、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引入,对此要划清界线,不能太矫枉过正。

第三点,强化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最好的监管在于防范于未然,如果我们能实现发现雷曼兄弟、花旗的次贷风险,我相信这么大事件的发生不可能没有任何苗头,如果我们能够提早发现,就像发现一个人有病那样,那么治愈的成功率就会高得多、付出的代价就会小得多。

第四点,包括我们讲的限薪的问题,限薪本身很重要,虽然刚才谈了很多具体操作的问题,但限薪的背后有一个金融治理结构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我们是多元所有制结构,国有的银行、股份制银行、国有的证券公司、私人的、对冲的……结构很复杂,怎样建立一个更加科学的金融机构治理结构,这对于保护投资人的利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防止金融业和金融从业人员由于自身逐利性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破坏意义非常重大。

网易财经:感谢周老师带给我们四点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在这一环节我们讨论了关于全球金融监管的话题,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了,网易财经经过八小时不间断直播,就八个主要的G20议题邀请了15位专家为您仔细解读,希望我们这样及时、深刻地分析能够带给你们更多的关注,也希望大家一直关注网易财经对于G20的报道,谢谢各位网友、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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